从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武士阶级统治日本长达700年之久。武士政权或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而且直接与近现代日本相联结，因此在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历史)丛书，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写武士阶级形成的历史。著者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入间田宣夫。他在该书结语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道：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很可悲的。著者认为：利玛窦是从国际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而国际性普遍性的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标，而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著者认为: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入间田教授的论断说明了武士政权对近现代日本的深远影响。从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阶级的形成史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武士阶级的形成问题，日本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或是在视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从史料的发掘方面说，过去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物语（话本）、军记（战记）一类作品受到重视；过去仅被作为美术史、风俗史史料的绘卷(画卷)也被视为视觉史料而用于历史研究；此外，日记、考古资料也得到广泛的利用。从视角的深化方面说，随着史料的多样化，社会史、军制史、地域史等新视角不断提出，并取代阶级分析的旧方法。从阶级观点研究武士的出现，一般认为是领主为自卫而建立私人武装的结果，但是这个论断缺乏史料的支持。社会史则从社会职能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武士的社会职能是练武、打仗，可以说是“杀人请负人”（杀人包干者），而武力的请负化是与当时王朝国家的基本统治原则“请负制”一致的。军制史则强调武士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构成军团制废除后的国衙军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与公权相结合对武士阶级形成的意义。武士起源于东国，武士政权亦建立于东国，其原因何在？地域史着重探讨这一间题，指出当时东国是防御师夷的兵站基地，并由此而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相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从观点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武士阶级形成的论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传统看法。吸取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史实，用我们的观点来阐明武士阶级的形，成史，应该提上日程。本文作一初步尝试，以抛砖引玉。
”武士“一语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初出为：唐“天宝十一载（752）改诸卫士为武士”。日本初出为：宝龟二年（771）“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这里的“武士”当然与本文所说的武士含义不同。
本文含义的“武士”一语十世纪以前虽已出现，但不固定。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语源。
武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以武艺为专业者”（万有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例如：“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万有百科）、“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世界大百科）。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现代百科）、“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小学馆百科）。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现于十世纪，200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在这近1000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应该以什么时点作为定义的基准呢？上述两种定义方法的问题恰巧是没有弄清楚武士定义的时基准。我认为定义武士应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来看待，以其形成作为定义的时点基准。而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武士，其形成又应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标志。根据以上考虑，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指标来定义武士。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以下我们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并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其形成标志，来考察武士的形成问题。
阶段
武士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历经近3个世纪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以前；
第二，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
第三，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1156年保元之乱、1159年平治之乱；
第四，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1185年平氏灭亡；
第五，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以下以平、源两氏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线索，描述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土着扩张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赐姓平氏，被任命为上总介，下放坂东(关东)。坂东是镇抚虾夷的前进基地，是落后的边陲之地。“凶徒结党，群盗满山”。高望王下放坂东是朝廷为加强边备而采取的一个部署，但却为平氏土着（定居、扎根）关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因为边陲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控制力弱。
国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而在坂东定居，以便扩大势力。到其子代，势力已达于上总、下总、常陆。高望王的8个儿子中，有3人任镇守府将军（长子国香、三子良将、四子良孙）。此外，国香任常陆大椽、二子良兼任下总介、良孙任上总介、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椽。而到其孙代，势力更扩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将子将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陆奥（国香子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将门之乱爆发以前平氏已三代称雄坂东。
平氏扩大势力的手段:与地方豪族联姻，如国香与常陆椽源护有姻戚关系。源护为嗟峨源氏，也是赐姓皇族。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为私斗，如931年良将子将门与伯父良兼因“女论”而发生战争（后者之女为将门妻）。四年后（935）将门又与常陆椽源护及伯父国香交战，杀源护子及国香，继而又与国香子贞盛等交战。双方都向朝廷申诉。先是朝廷发太政官符追捕将门，将门上洛陈弁后又发追捕良兼、贞盛、源护的官符。贞盛不服也上洛陈词，朝廷又发太政官符责问将门。双方都企图利用与朝廷的联系，使争斗有利于自己。
十世纪中叶，平氏已在坂东构筑了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就平将门而言，他在下总国丰田庄建立据点，势力范围及于相马郡与猿岛郡。他在猿岛郡的石井乡还建有营所。营所既是将门出巡的休憩处、四方人马来往的住所，又是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将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大约一千人，称为“驱使”（可能是亲兵）、“从类”。此外，还能动员、指挥大约八千人的称为“伴类”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贵族中也有自己的后台。将门不仅在同族间进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与国司间的争斗。如939年武藏权守兴世王与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兴世王违反惯例率兵强行进入足立郡内，没收、查封百姓的财产和房屋，“将门急闻其由，告从类云：武芝虽非我近亲，但我欲镇定彼此之乱”。于是率兵“向武藏国”，与武芝一同责问国府。
总之，经过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扩张，平氏已形成了称雄坂东，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显然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必然会形成震动全国的大反乱，而其导体即是国衙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