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明朝的灭亡时从其内部开始的。
今日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感觉说的很好，将大部分内容贴在下面。
教科书在说，明朝的灭亡是因为统治者奢侈糜烂 贪污纳贿 民不聊生等等，这个制度落后了，所以被新的更先进的制度取代了，当年明月先生已经彻底的批判了这些中国史学家的蠢材说法，本人也就不再添乱。
明朝的灭亡，不同的人总结了不同的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明朝糜烂了，这是最不值得反驳的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当然这有很大的因素；第三种说是因为万历，这需要实事求是，万历时期是明朝资本主义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三大征证明了明朝的国威，那是一个最明显的兴盛时期，外驱鞑虏，内部繁荣。但万历后期的挥霍是明朝衰落的原因之一；第四种说法是因为党争，有一定的道理，想想看如果没有阉党和东林党之争，让孙承宗率领袁崇焕祖大寿等一帮武将镇守在山海关，估计只要孙承宗还有一口气，皇太极的子子孙孙都得望山海关兴叹，别说得天下，估计连关门口都进不了(即便想从古北口入关，估计也没那个胆，除非既不要屁股也不要老巢），还有就是党争将一大帮明朝的能臣驱逐出了朝廷；第五种说法是源于崇祯，这几乎和扯淡差不多，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独自可以摧毁阉党，说崇祯一无是处简直是笑话。
明朝有很多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本质不同，其它所有朝代，都随着朝代的稳固和延伸，税赋加剧，不仅仅税赋增加，隐形的费估计也少不了，比如罚款等等，但明朝是一个赤字朝代，税赋是递减的，这和朱元璋有关；第二，明朝的军队到最后也不是一盘散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战斗力不差，典型的是关宁铁骑，从对西北农民军的作战和对后金的作战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第三，阉党消耗了国力，这点不可否认，但明朝的阉党无法威胁到皇权，和汉朝唐朝的阉党不同，再牛的宦官，皇帝一张纸条就可以杀掉，比如明武宗，所以，明朝的阉党更近似于皇帝启用的帮手，这不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第四，明朝有历史上最强大的言官系统，现在我们知道，一党专政带来很多问题，历史上的一党就是皇权和官僚权力高度集中，而明朝朱元璋先生树立了一个对立面--御史台，也就是言官系统，虽然我们知道有些言官是在没事找事的骂人，但皇权和官僚权力有了对立面，这是社会制度的进步，你不能因为言官之中出了几个混蛋，就否认这种制度的进步。当然，言官是从古至今都有的，但只有明朝的言官是最强大的（强大到可以将首辅拉下马，可以让皇帝更改圣旨，其它朝代做不到），即便朱元璋想请几个戏子去皇宫唱戏，都被言官挡回去，而且朱元璋还要当面向言官道歉（注：如果要在别的朝代或现在，你大可以试试）。第五，明朝的科举是最神圣的，当然不是说没有丝毫的舞弊行为，也不是说八股文完美无缺，而是说接近做到了最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言官制度的监督之下，那些菜鸟和屁股不干净之人如果想进入帝国的中枢系统，基本是不可能的，即便贪官如严嵩，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才子！也是到了阁臣的位置才开始显示出贪腐的行为，所以，明朝涌现无数超级名相，三杨 刘大夏 张居正 高拱等等，都是历史上超级的牛相！还有就是涌现出很多名将，历史上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军队，主要是岳家军，其次就是戚家军，戚继光因为参加科举才受到兵部的关注，伟大的孙承宗也是科举选出来的（第二名）等等，这些不是偶然。第六，明朝有贪官，比如最大的贪官严嵩，和清朝的索额图 明珠 和珅比起来，不在一个档次，所以，贪腐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所以，明朝灭亡的原因，和那些混球史学家的说法根本不沾边。
下面就看看剑桥人是如何说的（摘录）：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25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昌（1620 年8 月28 日至9 月26 日）、天启（1620 年10 月10 日至1627 年9 月30 日）、崇祯（1627 年10 月2 日至1644 年4 月24 日）三朝，是忽视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17 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16 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但是，明帝国是在17 世纪40 年代被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满族入侵者及其联盟征服的（原文如此，应该是错误的，满族数量上是劣势），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讨这一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何发生。使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必须同有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斗争。首先是明代中国的疆域之广与差异之大。譬如，从中国北方平原北部边缘的北京到亚热带的广州，距离差不多有1200 英里，相当于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从多伦多到迈阿密。从青葱的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靠近现在的上海）到多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1000 英里，这大致等于从伦敦到布达佩斯或从华盛顿特区到堪萨斯城的距离。尽管在气候、地形、农业、人口密度、语言和地方风俗上有巨大的差异（更不必说运输和交通上的困难），明朝的官员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工作：
在该朝276 年历史的许多时间里，保持了这片广袤领土上的和平与稳定！
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他们在有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有成效，这个事实反映在关于这个帝国的有些部分的资料很丰富，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很贫乏。因此，要自信地概括诸如“明代的经济环境”之类的题目，或稍微精确地估计一下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对另一个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往往是困难的。第二个困难来自对上面讲到的有些可变因素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我们公认的关于东亚气候史的基本知识表明，在17 世纪中叶，中国跟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几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也许还有格外凉爽与变化不定的夏天）。然而，这种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迄今都没有认真或详细的讨论，当考虑到在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中，“坏天气”和“歉收”将是两个循环不已的主题时，这个事实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
对明代人口统计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初步阶段而无多大进展。在14世纪发生的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相似的可怕灾害之后，中国人口明显地从大约1.2 亿下降到6500 万至8000 万，此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在15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似乎增加得很慢而且不均匀。16 世纪初是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一个时期，这时经济上先进地区的城区显然在迅速扩大。到16 世纪后期，中国的总人口也许已经达到1.5 亿至1.75 亿。然后，在16 世纪末或17 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到了一个终点，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人口总数或者不变，或者某些地方实际上下降。
这种人口统计上的突变，它发生的时间和它的地区性变化，刚开始被了解。其中一个促成因素必定是气候。在1586—1590 年间和1637—1644 年间，伴同或者跟随洪水、干旱和其他摧毁收成、造成食物短缺的自然灾害而来的，是某些致命的时疫。不过，这类灾害有许多是地区性的。主要的粮食生产与出口地区，如湖广南部和江西中部，看来只受到轻微的影响。的确，除去北直隶、河南的某些地区和落后的西北部外，许多受灾地区是以商业化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城市人口闻名，或者是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如大运河、黄河和长江沿岸。这里面的一个含意是，像在欧洲那样，北部边缘地区较之南部富庶地区也许更加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更冷的气温的影响（比如西北地区）。
另一个含意是，这些灾害并不说明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即人口的迅速增长剥夺了农业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如说，它们似乎反映出（至少是部分地）某些经济先进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地区间谷物市场上哪怕是暂时的混乱的打击。的确，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世纪40 年代初折磨长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饥馑”中，当地仍有大米可买。问
题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种种因素促使价格高涨，许多人根本买不起罢了。
但是，为什么在17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里，对于食物的支付能力竟然成为问题，为什么明朝政府对缓和局势显然无能为力？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简单扼要地考虑一下16 世纪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丝毫不是由于中国参与了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扩张”的开始阶段，而是有比那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复杂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对研究亚洲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这样。16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有了虽不稳定然而是实质性的增长，这再次与欧洲的发展相平行，或者还以某种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式与其发生联系。然后，随着长崎和马尼拉在16 世纪70 年代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商业活动在东亚水域急剧增加。没有多久，中国的丝绸就在京都和利马的街上被人穿着，中国的棉花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中国的瓷器成为从堺到伦敦的时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这个事实明显地影响了16 世纪后期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证明一是件好处多于坏处的事。在积极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先进地区，如南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已经使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快了。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奢侈品开支和个人劳务费用的增加证明了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有生动的描写，此外，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的激增也证明了这一点。
明朝政府也从这种货币流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能够对复杂与过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早就需要的改革。①尽管复杂并受制于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差异，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从而使王朝立足于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比较健全的财政上。军队的编制加强了，陆疆和海疆是安定的，这个帝国的绝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种普遍的和平与繁荣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输入的白银不能解决晚明中国的所有难题。的确，它助长了这样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严重的物价上涨，无控制的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①
17 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紧张加剧了。例如在1570 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府开支的迅速上升（和中国的现在很近似）。②军事开支猛增。16 世纪90 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这是万历三大征的内容，如松注），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重建北京毁于1596 和1597 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辅张居正1582 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①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经济的某些部门（近似前几年的四万亿吧），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除帝国的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14 世纪末和15 世纪初，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构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16 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7 世纪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17世纪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因为是翻译的内容，往往有些生涩，但基本意思是清楚的，我在《天眼看历史》的栏目中说过，中国自古就不是白银生产大国，随着美洲和亚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带来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而白银的收缩，流入的下降（或波动）加上北方因气候转冷带来的农业歉收，共同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从资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中央的税赋是需要白银缴纳的，但市场流通的是白银和铜钱共存，当白银收缩的时候，物价一方面是通胀，这是因为铜钱的作用，一方面紧缩，中央财政赤字加大，赈灾也好发放兵饷也好，欠缺白银，通胀与通缩共存。
对于现在的形势来说，你可以把舶来品白银看成美元，而铜钱看成是人民币。当经济进一步恶化到威胁*的生存的时候，人民币和美元脱离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