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南北语言，南方言中的古汉语要比北方方言中多得多z。
南方方言中的那些古汉语，已被近于大白话的北方方言，或者更直接说是普通话，冲击得没有多少人明白其意了。
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方言的划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人把汉语划分为七大方言，有人划分为五大方言，也有人分为六大方言、八大方言，甚至九大方言。
无论采取哪种划分方式，这些“大方言”内部的使用者有时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区，人们的方言意识也有一定的差别。
请允许我们做个简单粗暴的分类吧，把中国的方言分为两大类，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
南方方言大约包括：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等等；
北方方言大约包括：东北方言、北京方言、冀鲁方言、胶辽方言、中原方言、兰银方言，等等。
很显然地，我们今天通用的“官话”即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是少有南方方言的古汉语的。
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放一放，先举几个例子说说。
镬，音huò，主要的一种意思是我们今天用来做饭、煮肉的锅，《仪礼·少牢礼》：羊镬豕镬。《周礼？大宗伯》：省牲镬。注：“烹饪器也。”就是形如大盆，用以煮食物的铁器。
之相伴的还有一个成语：镬汤地狱，是十八层地狱中的第七层，即以锅镬煮沸汤，置罪人于其中，以惩其生前罪过。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字在北方言里基本消失了，都被“锅”给替代了。
但是，在南方方言中，镬还是存在的。如吴语-瓯江片，即温州话，就有“镬灶”的说法，即灶台之意，只是音变成了“wo”。
另外，可能是受“镬汤地狱”影响，在广东以及港澳地区的粤语里，镬也是锅的意思，但读音为“wok”，也有闯祸的意思。
古汉语就这样被“渗透”入南方方言，而且被保留了下来。
同时，“渗透”入南方方言并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古藏语：
吴越方言把“吃”叫做“qiao”（读“敲”）。古藏语把“吃、喝”叫做“敲”（藏文? ，拼音转写mqoe），读音与吴越方言同；吴越方言把数字“二”叫作“ni”（尼）；古藏文“二”写作?，拼音转写nyi，读音与吴越方言相同。
藏语的数字与汉语数字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唯独吴越方言的“二”与古藏语读音相同；如此等等。
再来说说北京话中的满语与契丹语。
1.满语：北京话“工作上可别la hu”，这个“la hu”是指“马马虎虎、出岔子”，其实就是源于满语“la hu”，意思是打猎能力不足；老北京人形容美女时会说“这姑娘谁啊？牌儿亮啊！”其实它就来源于满语的Kuwariyang，只是将kuar转音为“牌儿”而已。等等。
2.契丹语：那个人好有学“xiáo”问啊！不，是学“xúe”问……是角“jiǎo”色，还是角“júe”色……是跳跃“yào”还是跳跃“yùe”啊……这些不就是“多音字”吗？但在这些破读字中，发现规则了吗？一组是“ao”；另一组就是“ue”。
其实，原来念“ao”的那一组是契丹话。
再如：药、著、跃、角、脚、钥、学、嚼、觉、乐、约等字，现代的国语有些只存一音，有些则“ao”、“ue”并存。
依汉语的演变规则，念“ue”的为汉语嫡子，而“ao”的则是外来收养的。这个“ao”的音，虽然现在挟着汉语多音字的势力遍及全中国，但很早就有学者，发现它的特异性，它是一个凭空横世而出的孩子，是十四世纪流行于大都（北京附近）的新音。
北京话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区域性缩影，除了满语、契丹语当然还会夹杂其他少数民族的方言。
以蒙古语为例：除学界认同度高的反映“街巷”的“胡同”（蒙古语原意为水井）外，还有一些北京话直接借用了蒙古族语言，如，“嘎达”一音在蒙古语中表示家中最小的兄弟，老北京话中的“老疙瘩”便借用这一蒙古语表示家里最小的孩子。
另外，契丹语是契丹人的语言，这种语言达斡尔族部分老辈依然在使用，但一般被认为属于蒙古语族。
当然，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北京话，更多地，它影响到了“中原”和“中国”。我们先讲一个笑话：
北京人教河南人唱歌：“太阳啊，我伟大的母亲，你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
还没唱完，河南人就说北京人：“你累不累啊，看我们是怎么唱的！”
河南人接下来唱到：“日头啊！俺里娘，你见天从东边日溜上去，从西边突路下来，你使里慌不使里慌啊？”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使里慌不使里慌”一定有着少数民族的味道。河南话，又称豫语，属汉语中原官话，是河南省境内的方言。
狭义上，河南古称中州、中原、中国，为南宋以前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唐代以来，历朝文人墨客均把天地之中“洛阳”一带的方言当作通行全国的通用语。
所以，洛阳话被称为中华音初，其作为“国语”在中华数千年灿烂历史文明长河中的卓著贡献，也是古代的“标准普通话”，皇帝、官员、知识分子等上层社会人士均以会说“洛阳音”为荣，认为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个“使里慌不使里慌”在我们的古汉语里是没有的。
再来说说西北话这个大致的区域。如果说影响中国北方方言的仅仅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关中（宝鸡）方言中有大量古汉语，并混合大量古突厥语与古波斯语。当地人把“小”称为“蕞”（sui也读zuì），把“好得很”称为“嫽（liáo）得太”等，在古文中都能找到对应。嵇康《养生论》：夫以蕞尔之驱，攻之者非一涂。《广韵》：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嫽。
与古突厥语、古波斯语对应的是：
克里马擦—快点；嗨不来因—邋遢；麻达—问题；的是—是吗；等等。
有人以用“克里马擦”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爸妈嫌我“墨迹”（磨唧、磨蹭，慢），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克里马擦”。
那时候，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要我快点，但却一直疑惑，为啥快用“克里马擦”来表示呢。那时候，我琢磨着，可能以前是有一个人叫“克里马擦”吧，他做事麻利、迅速，所以后来陕西话中，用这个人名来指代“快”的意思。
那么，小时候，“墨迹”也是不是一个人呢？
不是！ “磨唧”其实是华北平原的方言。“克里马擦”为古波斯语，说它的不一定是关中人，据我们所知，在西北的绝大多数方言里，都有这个词的出现。
好了，现在可以回到先前说到的那个问题上来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过去，包括现在，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而在这个中心的民族融合里，时常伴随着战争，战争又使得一些人南迁，将古汉语保留在了相对偏安一隅的南方，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
语言不仅是声音与文字，有时候，它更像一盏灯，能照亮我们来时的路，它除了说明我们的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发展与繁荣的同时，也讲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的***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