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即位时，大清己有衰败迹象，雍正整饬吏治、强化财政，规定火耗不超过正税的20%并入正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并发放养廉银，收支两条线。养廉银发放经多次调整，在乾隆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养廉银超过正俸几十倍，成了官员们和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从而使官员们可以自掏腰包请"师爷"帮助处理公务。
养廉银大体上是正俸银的10－100倍，并且，养廉银今后成为官员正常俸禄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扩大到武官和京师中心政府的官员。在清代，这种官员薪俸制一向沿袭下来。 实施高薪养廉银，意图在于阻止官员的糜烂行为，惋惜养廉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有清一代，官员的糜烂，无论是在数量上仍是在手法上，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仅仅是一个乾隆朝时的和珅就让历史上大部分贪官自叹弗如。和珅并不孤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当年官场糜烂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养廉银不能养廉呢？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意其无限胀大的私欲。任何高薪相对于人的贪婪而言都是微乎其微的。但能让官员把贪婪之心变为实践糜烂行为的，仍是准则。帝制是独裁独裁准则。
这种准则有两个根本特色：一是官员的权利极大，能够决议全部。所谓“灭门的府尹，破家的知县”正是指这种权利。政治权利的独占和经济上的独占一样成为糜烂的土壤。大众要办什么事都要求官员开恩，得到他们的答应。他们有权利在手，当然就不愁无人对他们受贿了。
二是官员缺少有用的监督。独裁社会也有一套督查准则，有御史之类的监督官员，雍正还设了能够随时揭发贪官的“密折制”。但在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监督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贪婪受贿被查出、杀头是偶尔的、单个的。只怪被查出的贪官命运欠好、开罪了什么人、或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贪婪受赏罚的概率低，这种小概率事件对官员就没有威慑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