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儿子兴冲冲地告诉我，“我把变形金刚给卖了”。我很惊讶，忙问：“卖给谁了？你告诉他了吗？”因为我知道他为这事烦了好几天了。上周他从同学手里花重金——那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个变形金刚，我也弄不太懂，只知道是一种很时髦的玩具，说是同学的舅舅从国外带回来的。可是回家玩时才发现，其中的一个固定轴断过，是用胶后粘上去的，根本就没粘牢，一转就坏了。儿子气冲冲地说要给还回去，不买了。当时我还安慰他，“算啦，老爸再给你粘一次试试。也许你的同学不是故意的。”这会儿儿子得意地问我，“你猜不着吧，我把它卖给小帅了。但我没告诉他，我告诉他这是坏的他该不买了。”我一听眼睛就瞪起来了，“什么？小帅是你的朋友，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这火腾地就蹿上来，二话没说，啪啪就是两屁股板子，儿子委屈地哭了。打儿子当然是不应该的，更不应该的是我把憋了一肚子的火莫名其妙地发到了儿子身上。下午下班时，在单位门口围了一群人，我一看，人群中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斯斯文文地戴了一付眼镜，穿着打扮很土气，有些龌龊的样子，半低着头，不说话。脖子上挂了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要读书”几个大字，下面还有几行小字，大意是家中遭灾，母亲去世，父亲多病，两个弟弟妹妹在读初中和小学，自己考上了某某师范学院，家中无力供给学费，请求支援等等，下面还附了一张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周围的人有摇头叹息的，有慷慨解囊的，也有不屑一顾说是骗人的。先让我感动的是牌子上的字写的真漂亮，看不出女孩还很有内秀。这种事见的多了，从心眼儿里反感。可我还是有些犹豫，万一是真的呢？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学却读不起书是很平常的事，我上大学时也没少受众多邻里亲朋的支助。于是我靠到前面问：“小姑娘，你上大学的学费要多少钱呀？”她有些迟疑，小声咕哝了一句“我不知道”。我听清了，还故意问：“你大声点，要多少？”她头也不抬地告诉我“五百块”。人群中有些乱。五百块！真是笑话，哪还有收五百块学费的，也太不了解行市了，这学校除非是你亲爹开，后爹恐怕都不行。我不动声色，接着问：“小姑娘，你的这点学费我包了，可是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你把你家地址给我写下来，我给你寄去。”我听到身后有人在说“好人哪”。这回她终于抬起了头，有些疑惑，不会是运气好碰上个大号的傻瓜吧。她咚地一声就跪下了，“大叔，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学费就差二百块了，你就给我二百块就中，二百块你总该有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她倒挺大方，这会儿就给打了个四折，我没好气地说：“你是该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赶紧给我滚，再在这儿骗人，我把你送派出所去。”围观的人一下子哄起来，“这么大个姑娘出来骗人也不嫌害臊！这年头，啥人都有，什么玩意！”其实我第一次被骗还是十几年以前的是事。那年我刚考上大学，在北京站中转乘车，碰到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年轻女人，她告诉我家是承德的，在火车站被人偷了钱包，一分钱都没有了，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张车票。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兴奋得恨不能蹦着走路，谁知兴头上碰到这么一件事，心里没了主意。帮她吧，八块钱的火车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不帮吧，于心不忍。孩子在大人怀中抽泣着，鼻涕拖的老长，可怜兮兮的。两难之时，我发现了身边的一个年轻军人，他也听到了女人的哀求，我俩的目光一碰，有门儿。我说咱俩帮帮她吧，我出五块，你出三块。军人二话不说，也掏出了五块钱，说剩下的给孩子买点吃的吧。我很激动，要去帮她买票，女人忙说不用了，不再麻烦你们了。她还要求我们留下地址，说回去就给我们寄钱，我们哪肯留下地址呢？女人边提醒我们当心小偷，边千恩万谢地走了。剩下我和军人都怀着一腔的崇高，互相说了许多体己的话。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了，说来也怪，半年后我放寒假回家，在北京站转车，又碰上了这个女人，可惜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她依旧是那付凄惨的样子，说的还是半年前的那套话，怀里的孩子是不是半年前的那一个我说不准，只是这回老家变成许昌了。我猜许昌的票价肯定不是八元了。当时我这个气呀，恨不能抽她两个大嘴巴子，很粗鲁地骂了她几句，不料她态度倒蛮好，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还笑嘻嘻地说，咱们还挺有缘。当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和我一样“崇高”的军人，不知他此刻会作何感想？没准儿他还以为我是这个女人的“托儿”呢。那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刻骨铭心，我想没有谁愿意被骗，因为被骗的感觉实在是不好玩儿。有人可能因遭灾、因疾病或其他什么原因而生活困顿，渴望援助，但纵使有一千个理由也不可以去欺骗别人的感情。儿子不哭了，我这火也发完了，老老实实地给儿子道歉。我给他讲了我曾经的遭遇，告诉他为什么不能骗人，也告诉他要多长个心眼儿，不要被别人骗。真想给所有骗人的人都狠狠地来上两个屁股板子，让他们也记住疼的滋味。但挨打的不该是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