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中，季检察长在抓人之前一定要汇报给书记。第五集中，出了工人对抗拆迁的大事，高育良打电话，要求祁同伟赶快赶往京州市处理，祁同伟的思虑。这些都是受制于政治规矩的考虑。（什么人可以参加什么会议，什么人可以在会议上发表看法；要抓谁，不抓谁，怎么抓；经谁批准，由谁指挥；地方牵头还是中央直接来）这样写实的场面，还有官商结交时候的规矩。比如丁义珍和一群人吃饭，商人的巴结，官方的“接待”，还有那个适时适地出现的黄色笑话，在我面前不仅仅是只有这小说，这电视剧而已，而是我参加过的很多次“应酬”也在我的面前了。看到这里，从一个有经历的我来说，这部剧写实程度之大，写实深度之深，入木三分。另一个令我感触的是，这些身居党国要津的官员的发家史。陈海，其父亲是陈岩石，原检察院检察长，是一个老革命。其老师是高育良，原某政法大学的政法系主任，现任是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原写作省委书记，谢谢评论指正）。李达康，其现居京州市市委书记，是原省委书记的下属，其妻欧阳菁，是京州市城市银行的副行长。祁同伟的岳父，是原省政法委书记。而他自己又是是高育良的学生。陆亦可，现为某市反贪局侦察大队一处处长，其母亲是一位法官。……以我所见，仅在我省的小市里头，“门生故吏，同窗发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在整个政府体系里头运作，比比皆是。有亲缘友缘关系，意味着是有亲缘友缘面子，这个面子，小了说，是个安排，是个调动，中了说，是个项目，是笔资金，大了说，就是一条人命。这些个“门生故吏，同窗发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的关系，是从“改开”以来，政治人才选拔过程的演变中出现的，尤其是以当时政法大学师生和农村干部提拔为主要选择方式中出现的，（所以，侯勇饰演的巨贪小官说的“农民的儿子”，那不是虚写，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学生和农村干部提拔的写实）。像这些官吏，看在他们老师/父亲/岳父/老领导等面子上，“勉为其难”给人家办事的，这个数目不是少，而是很多（这也是从严打以来，底层怕干事的主要因素）；而在“改开”洪流下被冲毁的基层社会，不仅把这种“办事”看成是帮助，看成是荣耀，而且还把“不办事”的看成是迂腐，看成是清高，看成是“不识时务”。想要在这样环境中，当一个想干事又不“办事”的好官，却只能“清静无为”已经是好的了。“挡了别人财路”，却没有被别人通过设计“阴谋”，双规入狱，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人生赢家”。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初心，也不是所有人能够守住自己。就算是依照某乎最流行的利己主义来看，帮那些求着“办事”的人，在“合理范围”内帮衬一下，拿点“朋友之礼”，难道也不应该？“改开”初期，大家都没钱的时候，吃得饱饭的人，想的是让以后自己孩子也吃饱饭；到了后来，大家一部分人有钱的时候，吃的好饭的人，想的是让以后自己一家都能吃好饭。不管是在这些要津上的“老狐狸”们，还是望着这些“狐狸”的“花猫”们，都觉着“难道这个理错了吗？”于是，以前的行业规矩，还是以后的行业规矩，这就是蔡成功们、高小琴们屡屡能在丁义珍们，胡玉贵们身上得手的重要原因。当然，舍去这个，还有祁同伟们关心的“副省长的位置”，李达康们关心的“市里的GDP”。“高位”和“GDP”,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政绩”。从千禧年以来，国家大动向是说“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于是，政绩（GDP）就是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丁义珍外逃的时候，李达康回到京州市，想到的不仅仅是丁义珍的腐败问题，想到的更加是京州市的投资商们逃走不逃走的问题。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往大了说，往脸面上说，那叫关系人生群众的生活。往小了说，往实际上讲，那叫关于个人能力和政治前途。这种政治前途，是很多富有干劲的“老干部”们向往的，尤其是“改开”以后上来的这批人以及这批人所提拔起来的人。他们身居要津，看下属，不是看过程，而是看结果（形势变了以后，也开始注重过程了），不是看计划，而是看财务报表。为什么？潜移默化形成的政治规矩，就是除了GDP，什么都是虚的。你干再对底层人民的胃口，没有GDP，那么对不起，这叫“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