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有不少指挥员在作战中成功地运用过“守株待兔”战术，其中，抗日战争初期刘伯承同志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是当中最精彩的一例。19 37年10月26日，日寇向我山西境内的娘子关方向进犯，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第一次伏击胜利后，刘伯承思虑再三：“用兵不复”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重要原则，即一个指挥员不会在相同的地方用同样的战法对付同一个敌人，而谙熟此法的日军指挥员一定会陷入“八路军不会再在七亘村打伏击”的惯性思维。于是，刘伯承决定反兵法之常道，在七亘村“守株待兔”，布下重兵再打一次伏击。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就在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第一次挨打的地方才100米远，就被我军又一次痛击，损失惨重，伤亡100多人后狼狈逃窜。战后，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此役是“用兵的典范”。
三国时的合肥战争——满宠守株待兔斩吴兵
由于合肥一再遭到孙吴的围攻。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魏征东将军满宠上疏魏明帝，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吴军北上围城，“得据水为势”；而魏“官兵救之，当先破大军，然后围乃得解”；敌军来攻“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为此，满宠建议：“移城内之兵于城外”，在合肥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可于此另筑新城，引诱吴军远离水道而趋平地，便于“掎其归路”，克敌制胜。当时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自动撤出合肥，城“未攻而自拔”，是“示天下以弱”。满宠申述曰：主动“移城却内”，并非示弱，虚虚实实，正合兵家之“诡道”。经魏明帝许可后，满宠等即赶筑合肥新城。不久，新城即告竣工。
新城建成后二十年间，吴军屡次围攻均无功而返。公元233年，新城甫成，孙权即发兵进围。满宠得报，对诸将曰：“孙权今知我移城，必然在兵士中发自大之言。今大举前来，势欲功在必得，虽不敢贸然进攻，必当上岸耀兵。”于是，满宠派遣6000步骑埋伏于淝水隐蔽处“守株待兔”。恰如所料，孙吴果然上岸炫耀兵威。
这时，魏军伏兵突然杀出，孙吴军队措手不及。由于远离水道，吴军不敢贸然下船进攻，耀兵受挫后即撤退。满宠创造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