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迈克尔·摩尔的悲喜剧
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为其社会公义理念而四处奔走、摇旗呐喊的形象或许早已深入人心。多年来，他一直对商业巨头冷嘲热讽，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譬如他在《罗杰和我》（Roger &Me）中将矛头对准汽车业，之后又推出了抨击医疗保险制度的《医疗内幕》（Sicko）。然而，直到《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Capitalism:A LoveStory）横空出世，人们才惊觉他比当初想象中走得更远。在这部作品中，摩尔第一次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一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索取和付出，其中又以索取居多”。
他选择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这是美利坚帝国的一场宿醉，摩尔试图为我们揭示金融风暴的根源，他将镜头对准了罢工工人、深受压榨的小员工和无家可归的边缘群体，其中一段视频展示了破门而入的警察将丧失赎回权的一户人家逐出室外的场景。这位外表与内心不甚相称的“美国愤青”极尽搞笑讽刺之能事，似乎打算再度激起自由主义者的怒火：他像往常一样插科打诨、制造眼泪、回放新闻，直击问题要害——只是这一切在摩尔式手法的包装下更像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罢了。
尤具讽刺意味的，似乎是为了表达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之情，摩尔选择了一段银行抢劫的监视录像作为影片的开头。接下来他巧妙地插入了几段从电影《古罗马生活》（Life in AncientRome）中截取的视频，以至于你不得不联想起学生时代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教育电影。然而它们却和美国力量的图腾——悬挂着星条旗的大都市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House）——一道出现在了平行画面中。此时摩尔一贯的观点已昭然若揭：美国正处于极速衰退之中。在持之以恒地将这一论点发扬光大的同时，他还不忘发挥自己的娱乐精神，不时插入一些看似偏离主题的画面：例如一些光芒四射的罗斯福历史影像以及若干令人陶醉的家庭电影片段。根据采访对象的面部表情，摩尔对出场者进行了细分——呜咽啜泣、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务实稳重型等。其中一部分人看上去颇为困惑，例如受摩尔之邀来解释自由企业概念的演员兼作家华莱士·肖恩（Wallace Shawn）；另一些则显得犀利、友好、令人振奋或是发人深省——尤其是当一直做着滑稽鬼脸的摩尔停止对他们的干扰时。
事实上，当导演现身于“二战”后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时，《资本主义》的故事才真正开始。生于1954年的摩尔扮演了一位在战后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普通人。这场集体幻梦随着越南战争的开始悄然瓦解，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所谓的高潮（以一脸严肃的卡特总统为标志），最终在被摩尔称为“总统代言人”的里根治下彻底破灭：减税政策、工会搜查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债务、罢工游行。
这一切与1989年的处女作《罗杰和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摩尔试图和作出大裁员决定的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对话，却是无果而终。这一次他将其中颇具象征意义的精华部分融入了新的作品当中。当年的观众看到更年轻更瘦削的摩尔试图走进大楼，对当权者说出真相却被保安赶走，或许会淡淡一笑，因为实际上他是在骚扰一些必须履行职责的普通工作人员。然而，当摩尔在《资本主义》中再度采用了这一手法时，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发出笑声。
在这部作品中，摩尔一如既往地对他人紧追不舍，但他并未将受访者作为电影的道具，从而赢得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一些更具震撼力的画面来自其单刀直入的新闻采访，受访者多为深受雇主压榨的人们，其中包括一位鳏夫，他的妻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公司列入了“死亡农民保险”（dead peasantinsurance）的名单，这个肮脏的手段在其死后让老板大赚一笔。即使死亡也不能让你免于剥削——这一点对那些消息灵通人士来说不算什么重磅炸弹，但仍能激起观众的义愤。
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应当如何自处？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导演中最具社会意识的“头号愤青”，摩尔并未提供任何实际的答案，这也正是此类电影的最大局限所在。和摩尔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资本主义》是一出裹着滑稽外壳的悲剧，其严肃内核与摩尔的娱乐精神却相得益彰。这显然不是一则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故事，也必定不属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后者的全球化程度已远远超越了摩尔的视野。
这同样不是一次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呼吁，摩尔出人意料地表达了对当前社会体制变革的信心，他鼓励人们为奥巴马投票。然而，影片中最具鼓动性的台词并非来自现任总统，而是来自罗斯福。1944年，前者描画出的未来图景给美国公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感动，如今却令人不寒而栗：“饥饿和失业是独裁统治的恶果。”这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时刻，不论是对罗斯福总统还是对导演本人来说。（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