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陈独秀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产党了吗？ 离婚再娶
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1928年，由于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高仁山遇害之后，蒋梦麟同情陶曾谷的凄凉处境，对她呵护有加，照顾备至。不久，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蒋梦麟宣布要同陶曾谷结婚，他向亲朋好友宣称，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结合，完全是为了尽朋友之间的义务，这一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胡适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对胡适为蒋梦麟、陶曾谷证婚，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原配孙玉书离异，有亏于道德，到了结婚当天还把大门锁上，不让胡适去参加婚礼。胡适最终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
难展抱负
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振兴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因为妻子的缘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朋友反对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蒋梦麟却不为所动，1960年蒋梦麟初见徐贤乐，便着了魔，缴了械。徐贤乐一直追求者甚众，曾经嫁给杨杰，结婚7个月后，两个人便因为金钱问题，以离婚收场。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她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蒋梦麟的朋友们非常着急，老友胡适一直站在蒋梦麟这边，这一次，他也投了反对票。胡适住在医院，就写信劝说蒋梦麟，还为蒋梦麟支着儿，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
惊动第一夫人
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蒋梦麟犹豫了，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看望胡适，一进病房他说：“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蒋梦麟对胡适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取消婚礼，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胡适知道了一个消息，蒋梦麟居然举行婚礼了。
心生不满
1962年年底，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婚礼的证婚人、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2月8日，蒋梦麟再经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擅自领去其应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离婚官司
此时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当场老泪纵横：“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徐贤乐的反诉条理清明，也不能不算离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对“侵渎先室”的反驳，列举出蒋先生当年婚中恋慕陶女士，与原配夫人分居，后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异议”。对于蒋在离婚书中说“指责她趁着蒋开刀之际把存折、股票、土地过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儿女撒娇之态：“当初你说的，你的东西都归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无非是照着你的意愿做罢了。”
1964年1月23日，这场旷日持久、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由蒋支付给徐赡养费50万元。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6月19日，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