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公共舆论弥漫着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论述，这种对自由、民主、市场和法治的简化论述，因充满激情和立场清晰，以及在思想资源上的简单明了，而成为媒体人和部分知识人屡试不爽的话语形式。而另一种左翼知识人的复杂化的对时代的政治与状况的分析，则因为知识资源的庞杂与论证体系上的庞大，以及表述风格上的缠绕与暧昧，根本无法实现孙歌所言的“理论的及物”。因此，可以说在公共舆论的思想资源与论述风格中，过分的简化（如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者）与过分的复杂化（如某些左翼知识人）都无法真正地把握和叙述这个时代的真相。
青年学者周濂的随笔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这些公共性论述中间显得独树一帜。如果你只是在书店里迅疾地翻阅此书，会觉得这本薄薄的随笔集只是“掉书袋”式的作品而扭头转身，或者你有足够的耐心更细致地阅读，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而觉得这是一本在知识上构成对自我的知识结构太大挑战的作品，因此而轻易地放弃。这种种现象就说明其实我们碰见的是一本超越于常识之上的批评性著作，它不是学院式的繁文缛节，也非媒体上常见的短平快评论，它试图将学术资源尤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思考方式与基本关切，引入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讨论，刺激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想象。
正如书名所呈现的那样，周濂在专业研究之外（其主要学术作品《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由北京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写作这些书评、影评、随笔、思想笔谈等，是试图直面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或非主流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重新引入对政治、文化与人性等基本议题的严肃思考。用作者的话来说，写作就是“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
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号召生活在后极权社会的个体重建自我，直面政治，他倡导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呼吁被意识形态的残余和资本的幻象侵蚀的个人，努力生活在真实中，讲述自己的独特人生故事，故事本身就具有反极权主义的个性。可以说，周濂对于幸福与自由的思考（他以阿伦特对法国和美国革命的思考重提自由立国的重要性）、对于正义与秩序的思考、对于日常政治词汇中的“一小撮”、“不就是，又怎样”等折射的普遍心态的描述、对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本性的诊断等、对“我的”与“好的”背后的细致差别的辨析等，都在向我们呈现一个执拗的思考者的肖像。周濂对今日中国所谓去政治化的公共生活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有着清醒的认知与犀利的批评，他认为正是这一套被功能化与内在化的意识形态机制，在最大程度地维持着其实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憋屈的体制的良性运转。正如他引用齐泽克的政治笑话之后指出的那样，“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人群也就是周濂戏谑地称之为“装睡的人”，装睡的人不是因为仍旧执著于革命的乌托邦而拒绝现实世界，也不是因为恐惧于政治暴力而处于休眠状态，装睡的人也并非不知道现实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只是在做一种精密计算反复思量之后的投机，因为装睡可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空洞的神圣意识形态外壳与逐利而世俗化的个人的脱节。这样的人自然是无法唤醒的人。
比如一些倡导中国模式反对普世价值的知识人，在周濂看来就是将“我的”与“好的”混为一谈，其实也就是陷溺在中国崛起的迷梦中间不愿意醒过来的群体，这样一种中国崛起的大叙述，由于缺乏对个体与自我的基本考量，也没有对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的细密设计，显然具有白日梦的催眠效果。面对今日中国知识界和公共文化的种种乱象，周濂提倡知识者的反思精神和行动能力，敢于与那些似是而非的现实主义、犬儒主义做决裂，否则的话，“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围观心态或者围观文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恰恰是弥漫在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与心态。如何重建个体与政治的相关性？对生活世界的反复思索是可以不断开掘出行动的能量，而对自我心智生命的不断沉思，更是可以让自我与政治发生深度的关联，正如作者敬重的昂山素季所言：“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即此而言，无人能够自外于政治。
周濂通过不丹王国作为个案来考察幸福政治学的特征，一个拥有安全感而不自由（我们暂且不去追问安全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的动物庄园确实可以供养着一群快乐的猪，而一个人的国度却可能触目皆是痛苦而没有安全感的苏格拉底，那么哪一种社会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好社会、好生活？逃避自由还是直面抉择的痛苦？周濂引述伯林的思考说，“在特定的处境下面，一个坐稳了奴隶的人同样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感。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赛亚·伯林才会特别强调指出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其他价值的手段。进一步地，伯林认为自由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眼前的现实恰恰似乎处于“被动状态”，被幸福、被代表、被增长似乎成为了我们的宿命，但被动状态隐含的压抑，同时也就在刺激新的政治思考和想象的可能性，也在孕育新的心灵生命成长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言，“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诚哉斯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做一个有内在精神世界的燃灯者。 请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