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LEI6996朋友，你好。你是提问中所说到的《印第安人营地》是海明威早期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如果我记没错的话，这则短篇小说的英文原名应该是《Indian Camp》吧。
以下是《印第安人营地》的相关资料：
《印第安人营地》是海明威早期短篇中最重要的一个，技巧精湛，情节惊栗，而且触及了贯穿他日后一切作品的主题，这就是“死亡”。他曾在一部描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说过，“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在《印第安人营地》中，死亡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呈现的，这使死亡在恐惧之外，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个儿童的名字叫尼克?亚当斯。尼克的故事海明威***写了二十四个，从儿童一直写到他长成为一个青年。后来，等到海明威自己也长成了一个享有盛名的大作家时，他就把尼克抛开了。
尼克和海明威一样，都有一个当医生的父亲，都随时可能在夜晚去乡下出诊。海明威童年时就有过随父出诊的经历，而《印第安人营地》的故事，正是尼克随父出诊的一次见闻。有人据此认为，尼克的原型就是海明威本人。但更多人的似乎不以为然，因为尼克敏感、脆弱，而海明威叛逆、强悍，后来在巴黎，他曾设法告诉斯泰因小姐，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男人堆里厮混，而且做好了杀人的准备。⑷但仅仅据此断定海明威和尼克的截然不同，却是十分轻率的。追溯海明威的童年、家庭以及父母的婚姻，我们会略微惊讶地发现，在他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的自己，的确就是尼克：敏感、脆弱，缺乏安全保障，有着急于被证明的焦虑。海明威的母亲是一个能干的钢琴教师，她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全家，也许她也因此自负而专断，出于某种奇怪的控制欲，她把海明威和他姐姐打扮成双胞胎，时而装扮成兄弟、时而装扮成姐妹，有两张照片显示，身着女装、坐在母亲怀里的海明威表情异常尴尬和惊恐。⑸母亲的强大让父亲感到很大的压力，也让所有人都压抑，海明威一生都同母亲关系不好，在他父亲于1928年吞枪自杀之后，海明威抱怨是他母亲逼死了父亲。海明威年岁稍长之后，立刻致力于摆脱母亲的影响，并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证明一件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他对体力运动和暴力题材的偏嗜，似乎都是围绕着这种证明展开的。当有人怀疑他的胸毛是用胶水粘贴的时候，海明威回敬的方式就是照了一张泡在澡盆中的半裸照片发表在报刊上，展示他的胸毛是货真价实的。很多年前，我读到过一本外国作家关于母亲的访谈录，我很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人同母亲的关系都很疏远或者紧张，感受不到充沛的母爱。有一位老作家已经年过七十，但他说自己仍有一种孤儿的感觉。与此相反，此前我读过的中国作家写母亲的文章，都是饱含着深情和感恩的。我到现在也没想清楚，这种相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还是由于外国作家更加坦率？不过，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所有艺术家都有过一个相同的摇篮，这就是童年的孤独。
在我读过的几种海明威传记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和父亲的关系是亲密的。但父亲带给他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父亲帮助他走近了死亡。海明威在父亲的诊所和随父出诊的过程中，得以观察死亡，同时以他的敏感，他会发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父亲和他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医生，他对肉体的疼痛和消灭，感觉是麻木、迟钝的，也就是说，死亡这种异常的事件，对他而言也是日常和正常。但海明威还小，生与死都不啻是世上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就像稚嫩的舌头初次接触到辣椒，那种烧灼感是永远难忘的。他总是用神秘而严峻的态度来写到死亡。但是当他多次在战争和捕猎中出生入死后，他对死亡的态度似乎变得松弛了，最后他像父亲一样，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在这个时候，极端也正是平常，没有哪个作家像他一样，经历过那么多死亡、写到过那么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不过是对触及死亡的又一次重复，从前用笔，这一次用枪。海明威夫人在回忆那两声打飞丈夫脑袋的枪声时说，就像两只抽屉同时被关上了。关上抽屉，这是多么日常的一个动作啊。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都写得精悍、结实，《印第安人营地》只写了尼克在一个晚上的见闻，内容压缩得更加紧密，翻译成中文，也就3300多字，以我个人的经验，这样做很容易，但要写得出色，则非常之困难。我有一个短篇小说《李将军》，也是写李广一个晚上的经历，但在一夜之间，同时展开了李广的个人记忆，结果写了他的一生，有一万六千多字，差不多是一个中篇了。中国眼下流行小小说，似乎是王安忆说过，小小说都是些刻意经营的“段子”，算不得真正的小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我也认为像欧?亨利那样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而写作的短篇，太匠气而经不起反复地阅读。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每一次细微的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
这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开始于漆黑的夜晚，事情的由来是一位印第安产妇难产，生了两天也没把孩子生下来。尼克为此跟随父亲去印第安人营地出诊，他们乘船经过有雾的湖水，踏过被露水浸湿的草坪，抵达了村庄。产妇躺在双层床的下铺，正发出一阵阵尖叫。海明威没有直接描写她的痛苦，只提到：“营里的老年妇女都来帮助她、照应她。男人们跑到了路上，直跑到再听不见她叫喊的地方，在黑暗中坐下来抽烟。”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你却可以体会这尖叫凄惨得多么让人发怵！而她的丈夫躺在上铺，他不能跑，因为他是丈夫，还因为三天前他的斧头把自己的腿砍伤了。海明威没有说明砍伤的原因，应该是心慌意乱吧。尼克的父亲用职业医生的眼光略一判断，就决定给她施行剖腹产手术。尼克不能忍受她的尖叫，请父亲给她吃点什么，让她镇静下来。但父亲这样回答，“不行，我没有带麻药。不过，让她叫去吧。我听不见，反正她叫不叫没关系。”这时候，那个始终一声不吭的丈夫在上铺转个身靠着墙，他想必是听到了尼克父亲的话。接着，尼克的父亲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开始了手术：用一把大折刀切开了产妇的肚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有一篇叫《嫌疑》的小说，揭露一个纳粹军医在不注射麻醉剂的情况下就给俘虏作腹部手术，是禽兽所为。而侵华日军也曾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或出于对人类的仇恨，或出于卑鄙的目的。但在《印第安人营地》中，尼克父亲则是在沿着他以为正常的逻辑，在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他不需要拷问自己的良心，因为他“听不见”产妇的惨叫。这和法西斯的兽行比较起来，显得更加荒谬和残忍。海明威没有渲染产妇的惨状，他冷静得仿佛尼克的父亲，但是他通过尼克的眼睛看到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乔治大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按住了产妇，不让她动。她咬了乔治大叔的手臂……手术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可以设想，这是怎样的惨痛，才会迫使一个产妇不要命地挣扎，而且就在四个男人按住她的情况下，还咬伤了其中一个人！手术终于结束了，海明威像是漫不经心地补充道：还需要用九尺长的细肠线把伤口缝起来。婴儿生出来了，尼克的父亲很得意，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后球员在更衣室里的那种得意劲。他拍拍上铺的产妇的丈夫，揭开蒙着那印第安男人脑袋的毯子：他已经自杀了。这是整个小说的最高潮，可以说压抑的夜色、产妇的尖叫、无麻醉的手术，都是为了抵达这个高潮而作的铺垫，而当高潮到来的时候，海明威不仅一如既往的冷静，而且表现出新闻记者般的精确，其实这正是一切好作家都具有的严峻的克制：
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刀口子拉得好长，鲜血直冒，流成一大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因为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尼克的视角，所以这个男人自杀的动机、过程、他在那个瞬间的念头，都被略去了。海明威借此交给读者的，不仅有疑问，更是那具死了但还冒着鲜血的尸体。每一个细心的读者，都不能不在情感和感官上遭受双重的刺激。他的文字看似无情，所以能让读者伤情，他的冷静近于冷酷，所以他那一刀就像割在我们身上。
我以为，好的小说要有精彩的故事、精致的语言和精妙的结构。还要有立场，立场就是价值观、生死观，这是小说的出发点。还要有心灵，心灵就是同情、悲悯。要让立场消失在叙述中，让心灵从字里行间溢出来。还要有感官，这就是“身体”。身体使小说饱满和丰盈。如果结构是脊梁，语言是质地，身体就是血与肉。血肉之躯才会让故事具有暧昧和神秘。海明威成功的短篇小说，都离不开死亡这个主题，而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身体的消灭，是诉之于感官的刺激，是一刀致命，或者慢慢地腐烂，就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患了坏疽等死的男人。
海明威的生死观通过《印第安人营地》的结尾，有过难得的抒情般的流露：在返回的路上，尼克问父亲，“他干吗要自杀呀？”父亲说，“我说不出。他这个人受不了一点什么的，我猜想。”尼克又问，“死，难不难？”父亲说，“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最后，这个血腥的故事在牧歌般的情景中落幕：
他们上了船，坐了下来，尼克在船梢，他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那边升起来。一条鲈鱼跳出水面，河面上画出一个水圈。尼克把手伸进水里，跟船一起滑过去。清早，真是冷嗖嗖的，水里倒是很温暖。
清早，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梢，他父亲划着桨，他满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会死。
海明威发表这篇小说的时候，大约25岁，对死亡已经抱有既神秘又坚定的态度。他尚不知自己将如何死去，但他一定深信自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克无可置疑地是内在的海明威，一语成谶，他后来的结局和那个一言不发的印第安男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