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的儒家
宋宜昌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似乎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建议之后，儒学儒家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广泛渗透到民间和士大夫阶层，连洋人一提中国，也归于“儒教文化圈”。似乎儒教（包括儒家和儒学）在中国地位如同基督教在西方一样。
仔细看将下来，多读了几本有关书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那样。可见，不可人云亦云，把众人所言当成真理。
首先，秦汉之际，儒家已断了好几代人。自李斯焚书之议后，那一年是公元前213年，到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建元之年），***七十三年之久。中国大地上，书已极为稀少。以书经为职业的儒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混杂在法家、墨家、阴阳家之中，几乎已不构成一个独立强大的学术流派。西汉文、景两帝，喜好黄老。我推断是因为儒家和书简典籍的稀缺，识字的艰难，教师的缺乏，道家黄老因其简洁实用，接近民俗，又无需先修练得满腹经纶，因而占据了儒家的位置。这是自然而然的。道家一得势，也开始排斥儒家。
汉武帝少年之时，太子太傅是老臣卫绾。卫绾非大儒也，年轻时也就是一赶车技术高超的车把式，用今天话讲，不过一好司机也。
汉武帝的太皇太后窦太后一贯尊老非儒。汉景帝欣赏的儒生辕固生因冒犯了老子，被窦太后逼到野猪园里和野猪角斗，幸而得了景帝一把真钢匕首，杀了野猪才活下来。可见当时的儒生并非终日读书——也没有那么多书可读——对猛冲过来的野猪还能一刺毙命。孔儒只是读取功名的手段，本质上还是一壮士剑侠呢。
到汉武帝推行建元新政时，窦太后立即嗅出了味道。虽然她只不过是垂帘听政，但依然逼迫儒生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入狱自杀。足见，儒家想上达天庭，依然险阻重重。
作为汉武帝个人来讲，其实挺喜欢秦王朝那套法制治国之术。高祖入咸阳，并未全盘废除秦法。只是在天下大乱中，根本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去执行治国而已。在文景两帝时，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故意示宽，不去执行，以抚许百姓，振兴经济。
到武帝一朝，刑法复又苛刻。不仅严待王家子弟各地诸侯王，对立有大功的将军和治国有方的大臣也屡用不怠。李广就迫于刀笔吏之威而自杀，司马迁也被迫自宫。可见刑律之严，连淮南王那么正统的皇室宗亲，几个人一告就被逼自杀。唯一和秦王朝相区别的是可以用钱赎命免死，那不过是为征伐匈奴多筹点军费而已。
有学者称：汉武帝是内法外儒。依我看，他重用酷吏，逼死太子，儒家的成分太少了。
无论怎么讲，儒家在汉武帝一朝的政治生活中，并不占优势，没有统治地位。相反，非儒家的各流各派都百花齐放，占据了与儒家几乎旗鼓相当的地位。
难怪班固在议论汉武帝使用的人才时说：“公孙弘、卜式、儿宽都曾以鸿鹄一飞千里的大才被燕雀小鸟窘困，他们的行迹遥远到牧猪牧羊之间，如不是遇到好时机，怎能够得到这种地位呢？这时汉与建国六十多年，虽然国内太平无事，府库的储藏充实，但四周的夷人未服，制度有很多不完备。皇上正要任用能文能武的人材，寻求得好像赶不上一样的急迫。起初用蒲轮安车迎接枚乘，见到主父偃叹息相见太迟。於是所以臣子倾慕归向，才能优异的人才四出。卜式试用於牧羊人闲，桑弘羊从商人中拔升起来，卫青从奴仆中奋发出来，金日磾出身於匈奴的俘虏，这也与从前传说、宁戚出生於工匠、放牛同样情形啊！汉朝得到人才在这时最多，质朴正直的人有汲黯、卜式，推举贤能的人有韩安国、郑当时，审定法令的人有赵禹、张汤，文章做得好的人有司马相如，滑稽的人有东方朔、枚皋，善於交接应对的人有严助、朱买臣，订定历法的人有唐都、落下闳，协和音律的人有李延年，设谋计划的人有桑弘羊，奉命出使的人有张骞、蘇武，将领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遣命的人有霍光、金日磾，其馀的人才没有办法完全记载下来，所以这时所创建的功业、制度和文章，後代没有能比得上的。到了孝宣帝继承大统，继续经营这伟大的事业，也讲论六经，招选才能优秀的人，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因为儒学而进用，刘向、王褒因为文章而显贵，将领丞相则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善於治理人民的人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等人，他们都有功劳业绩，被後人称道。参看这些有名的大臣，也可算是次於武帝之後了。”
网友诸君可以从这张人才名单中看出哪些人是真正的儒家，哪些是非儒的杂家，哪些人是有了些文化，但仍不走传统儒家路线的人才，哪些人根本没文化却依然名垂青史的奇才。
恐怕正是这种杂合多元的人才格局，才能成就汉武帝的大业吧。